在3月23-24日由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南方中心、第三世界網絡聯合舉辦的“從公共健康到知識產權，增加獲得
藥品的途徑”研討會上，衛生部衛生發展研究中心國際衛生研究室副主任孫靜指出孫靜指出，價格高昂的二線、三線藥物均為跨國公司生產的品牌專利藥物。據估算，WHO推薦的二線藥組方費用是最便宜的一線藥組方費用的50倍。普通病人吃不起藥，已成為當前艾滋病治療面臨的一大挑戰。
衛生部公布的2010年度全國法定傳染病統計數據顯示，艾滋病已成為各種法定傳染病中的頭號殺手，2010年共有7743人死于艾滋病，比2009年的6596人增加了16.79%。
為此，與會專家呼吁中國推行藥物“強制許可”制度，即批準國內藥企對這些品牌專利藥物進行仿制生產。多家國際組織認為，這將不僅有助于中國病人獲得艾滋病藥物，還將有助于解決其它流行大病如乙肝的“窮人”用藥問題。
仿制藥強制許可由來
事實上，國際、國內的相關
法規已為一些特定藥品的“強制許可”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但與會專家也指出，中國企業對此并不感興趣。迄今為止，尚未有一家藥企提出對相關藥物仿制的強制許可。
是不惜代價拯救生命，還是最大限度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創新？這是全世界所面臨的艱難決擇。2001年，在卡塔爾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關于TRIPS協議與公眾
健康問題的宣言》（簡稱“多哈宣言”），強調了采取措施保護公共健康的重要性。2003年，世貿總理事會進一步通過了《關于TRIPS 協議和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
根據這一決議，發展中成員國和最不發達成員國在國內發生公共健康危機，比如艾滋病、瘧疾、肺結核和其他流行疾病時，可以基于公共健康目的，在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的情況下，實施“強制許可制度”，以生產、使用、銷售有關治療產生公共健康危機疾病的專利藥品。
據了解，巴西、南非、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均有過對治療艾滋病、結核病等疾病的二線藥物、固定劑量復方制劑、兒童制劑的仿制藥進行強制許可的先例。其中，巴西政府對某種抗艾滋病的藥物實施強制許可后，該藥物的價格從專利產品的每劑1.6美元降到每劑0.45美元，價格降低了2/3。
中國法律同樣認可這樣的“強制許可”。據與會的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胡安琪介紹，依據“多哈宣言”的原則，中國于2005年頒布了《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并在2008年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相關條款進行了修改。根據這些規定，在特定條件下，國內制藥企業不僅將獲得由國家實施專利強制許可制度所帶來的仿制藥品市場空間，同時還可向不具備生產能力或生產能力不足的發展中成員出口指定的仿制藥品。
政府和企業為何態度消極
中國知識產權培訓中心專家文希凱表示，“中國藥企完全有能力對許多專利藥進行仿制?！睂O靜也指出，中國的原料藥生產基礎堅實，大多擁有基礎設施、批量生產能力，是世界最大的原料藥出口國，全球30%的原料藥均由中國供應。
但是，迄今為止，尚未有一家藥企提出對相關藥物仿制的強制許可。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副主任李順德對財新記者分析指出，藥物強制許可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將是救濟貧困的病人。對于藥企來說，比起向跨國公司出口原料藥，生產仿制藥的利潤可能更低，這使很多
醫藥企業不敢冒此風險?！?/DIV>
另一位與會專家指出，專利強制許可的主導權在我國政府，國內制藥企業之所以對這一模式反應不積極，是因為政府未積極推動。“推行藥物強制許可必然意味著要和跨國制藥企業產生摩擦，還會和這些跨國藥企所在國產生貿易摩擦，出于種種顧慮，盡管有了法律依據，政府對此一直不積極?！?/DIV>
而在一位國際NGO代表看來，中國政府在推動藥物“強制許可”方面缺乏動力，是因為相關的病人群體并未發出強有力的聲音?！芭c泰國、巴西等國有強大的NGO團體不同，中國病人發出訴求的渠道還是不顧通暢。
